撰文 | Hanna Fry, Adam Ruther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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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柏江竹

1948 年，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为他的每个学生提供了一次免费的人格测验。他向39 名学生每人发放了一张表格，询问他们的爱好、愿望和理想，以及关注的问题。这项测试旨在揭示他们的性格、气质、担忧的问题等方方面面的特质。一周之后，他给每个学生单独发放了一份写有其姓名的个性化评估，声称这是根据他们填写的表格所完成的报告。他要求学生阅读这份报告，并根据报告描述的准确度打分（满分为5 分，0 代表“完全不符”，5 代表“完全相符”），以验证测试的准确性。

每个人的评估报告中都包含了13 句话，我们在上面列出来的就是直接从福勒的报告中随机挑选的几段描述。

在收回所有报告之后，他统计了所有学生给出的平均分，结果是 4.3 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福勒非常准确地描述出了自己的性格。顶级的心理学家也不过如此了吧？

但就在这时，福勒像魔术师一样揭开了谜底。

在课堂上，福勒让一名学生朗读了他的那份评估报告，然后要求全班所有评估报告与之相似的同学举起手来，结果每个人都举手了。接下来，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所有学生都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福勒在一篇题为《个人验证谬误》（The Fallacy of Personal Validation）的科学论文中记录了他的实验方法和结果，并这样写道：“实验数据清楚地表明我成功地蒙骗了这些人。”

每份报告都一模一样。每个学生在看到这些话之后都觉得它们非常精准地描述了自己独有的特点，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报告上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过。更夸张的是，福勒后来透露，所有这些看似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也许你也会觉得它们精准描述了你自己）的相当有见解的句子，都是他直接从某个街头报摊上的一本占星学杂志上抄来的。

伯特伦·福勒揭示了我们思维运行过程中的根本缺陷。人类脆弱而复杂的心理渴求能证实我们心中所想的事物，同时也会忽略那些挑战我们先入之见的东西。尽管这些描述平淡无奇，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它们既有很高的洞察力，也和自己有独特的关联。事实上，它们描述的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的正常的人类情感罢了。许多人都会有活泼开朗的一面，同时也会有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谁不想被人喜欢呢？谁不会对某些东西缺乏安全感呢？

这种描述后来被称为“巴纳姆描述”，这是以担任过马戏团经理的P. T.巴纳姆（P. T. Barnum）的名字命名的，他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不过实际上它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每分钟都有傻瓜出生。”它们是所有占星术的基础，也是其他一系列所谓超自然现象的基础。

如果你有过刚刚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的离奇经历，你就能理解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含义。这些事情总是显得那么不可思议，但并不诡异。是你的大脑在捉弄你，它毫不犹豫地抛开了那几百万次你想着别人但他没有打电话给你，或是你没有想到那个人但他却打了电话过来的情况——为什么要记住这些呢？这只是常态罢了。但是当巧合出现时，我们的大脑会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没有人能免于证真偏差的影响，这是根植于所有人脑海深处的本能，几乎无法抗拒，包括本书作者在内。

证真偏差是我们脑海中的一道暗门，它让我们人类容易被人利用，其后果也并不局限于在劫难逃的电影明星和神奇的植物。在当前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证真偏差的操控。以视频网站优兔的算法为例，它会读取你看过的视频，然后分析点击过同一视频的人有何种观看习惯，最后再向你推荐新的视频。它预测你更有可能喜欢的是那些人经常观看的内容，而不是完全随机挑选出来的视频，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问题是，有人担心这会让观众陷入证真偏差的艰苦跋涉中。如果你看过一个有关外星人到访美国乡村并袭击当地农场工人的视频，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对其他稍显疯狂的阴谋论感兴趣，比如地球是平的，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等等。不久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网站页面充斥着这样一些视频：有很多人告诉你美国校园枪击案都是假的，世贸中心双子塔遭遇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由美国政府策划的。相信这些事情的人不信任政府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是更高的，并且在政治上更倾向右翼。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反对希拉里·克林顿视频的浏览量是反对唐纳德·特朗普视频的6倍。

这种算法的商业模式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理念是发布让网站更具“黏性”的内容，也就是让人在网站上停留更长时间，这样广告就会收获更多浏览数和点击量，从而给网站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它更青睐能让人们看得更久、边看边留下评论的视频，而这些视频往往都有耸人听闻的主题。但这也意味着，如果你自己的观看习惯中带有任何政治偏见（坦率地说，这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你会一直看到与这些政治观点相符的视频，甚至还会有观点比你更加极端、更加夸张的。令人担忧的是，这可能会迫使人们在先前既有的观念中越钻越深。

社交网站脸书大体上也是这样，你所浏览和点赞的内容会把你的首页出现的新闻内容往特定方向上引导。你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实验来测试，比如给你不喜欢的内容点赞，看看网站的推荐会发生什么变化（要是你真的很看重自己的账号，就别这么做了，因为这会把你带到一片你可能压根儿不感兴趣的领域，并且再也回不到从前了）。2014 年，记者马特·霍南（Mat Honan）尝试着连续48 小时给脸书网信息流中的所有内容点赞，想要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他点赞的内容当中包含了一篇有关加沙地带冲突的文章。一夜之间，他的信息流中两极分化的状态愈发明显，很快他就看到了越来越多右翼和反移民的内容，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左翼的网页，其中偶尔还穿插着“一片形似阴茎的云”和“快来看看这个长得像杰斯（Jay-Z）的小宝宝”之类的内容。

在社交网站推特上，我们会倾向于“关注”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政治信仰和兴趣爱好的人。当然，我们一直在这么做，做法是阅读和观看迎合我们喜好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但现代技术使这种强化观念的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了。在网络社交媒体中，我们把自己困在证真偏差的茧房内，已有的观点随着我们接触到更多相同的观点而变得根深蒂固。

优兔的兔子洞和推特的过滤气泡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奇观，它展示了一个利用并加剧人们心理偏差的系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唯一一个围绕人类直觉的特殊缺陷而涌现出来的行业，如果你对人类直觉的缺陷感兴趣的话，那你还能挖掘出很多更加奇怪的东西。

通灵师的工作就依赖于证真偏差——这是人类基本的弱点，他们可以通过这一点来窥探别人的思想。通灵的第一阶段是对正在与你交谈的人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如果那个人坐在你面前，只要你肯花时间去观察，你就可以估计出他的年龄、他的收入、他的社会背景（基于他的口音和着装）、他的婚姻状况（他的手上有戴婚戒吗？）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通灵师会向来访者提出一些乏味的、通用的问题或建议，他们的回答因人而异，于是通灵师就可以对可能困扰着他们的问题做出一些推论。人们经常会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去拜访通灵师，特别是当他们或他们的家人面临疾病或死亡的时候。他们是自愿来拜访通灵师的，这意味着他们多半会乐于配合，因此渴望听到适合自己情况的信息，并且希望过滤掉不符合他们情况的无用信息。在这些情况下，来访者自己其实也做了一半的工作，那就是忽略掉不合时宜的陈述，只关注那些能够证实他们内心所想的内容。如果一个 50 多岁的人坐在一名通灵师的面前，那么很有可能他的父母最近去世了，所以通灵师可能会问一个泛泛的问题：“您最近遭受了丧亲之痛吗？是您的父母吗？”如果这个人回答不是，那么接下来的回答就很可能是失去了某位朋友。

经验丰富的通灵师可以猜测出更多信息。英国国家统计局自1904 年以来，每 10 年就会统计一次过去几年间不同新生儿名字出现的频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最受欢迎的英国男孩名是约翰（John）、戴维（David）和威廉（William）。猜出客户想到的人叫什么名字就是通灵师惯用的伎俩之一。对一个50 多岁的人来说，他的父母很可能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你接下来可以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你肯定不会问“您父亲的名字是以Z 或者 X 开头的吗？”这种蠢问题，因为扎卡赖亚（Zachariah）和克赛诺丰（Xenophon）这样的名字从来都没在榜单上进入过前 100 名。但如果你说“我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J，或者一个D”，那么从统计学上来讲，你的选择很明智。“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一个名字以J 开头的人对你很重要？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对他说？”拜访过通灵师的人通常不会记得，通灵师一直在问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或是不停猜测他们亲属的名字，他们只记得通灵师猜对的东西。

利用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偏差耍点儿小把戏相当容易，直觉会告诉我们这一定是真的。但是直觉又让我们失望了。我们会倾向于忽略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东西，而专注于那些强化我们脑海中固有观念的东西。

每个人都容易受到证真偏差的影响，其后果有可能像占星术和通灵师的胡说八道那样不值一提，也有可能如同破坏民主制度那样严重。当然，科学应当高于一切，这也正是科学的意义所在——推翻人类的这些基本错误，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真实面貌， 而不是继续受大脑欺骗。

在这本书里，我们一直在大张旗鼓地赞颂人类，我们在各种心理偏见的影响下发明了科学，为自己找出了绕开这些普遍存在的错误的方法。但研究工作终究还是要由人类来完成的，尽管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想要摆脱这些内在的束缚并不容易。而科学纵然有着崇高的目标，可是其核心却依然深受心理偏见的困扰。

就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开始意识到，科学的标准永远会受到证真偏差以及其他人类缺陷的困扰。这种影响极为重大，以至于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名称，来描述当科学成为这些错误的牺牲品时所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和问题。这些问题被统称为“文件柜问题”，其中有些不足为虑，有些则影响深远。

当科学同时撞上这些谬误时，问题就产生了。那些无聊但可以产出可靠数据的实验，那些证实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并不成立的实验，或是表明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重大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实验，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些枯燥但有价值的实验无法引起科学界的关注，那么研究人员或许就会将它们收进文件柜中， 因为它们不够有趣，没有必要写到论文里去，此后再也不会有人想到它们曾经存在过。科学研究遗失了多少这样的实验？正是这种担忧促使NASA 的科学家杰弗里·斯卡格尔（Jeffrey Scargle）从 2000 年起开始谈论文件柜问题。

我们面前堆积着很多问题，而我们会被新鲜事物刺激，从而忽视无聊的问题。此外，证真偏差一直存在，科学家也不能幸免。他们到底是在试图检验和测试某个假设，还是在为既定的结论寻找数据支撑？

举一个蚂蚁研究领域中的例子。有人认为，在蚂蚁的世界里，同一个巢穴中的蚂蚁之间的暴力行为要比它们与其他蚁群中的蚂蚁之间的暴力行为更少。这是有道理的：来自其他部落的入侵者通常是不受欢迎的。想要识别蚂蚁的攻击行为并不容易，这需要对它们的行为做出判断，比如它们在争斗过程中直立起身、咬合下颚的举动，而这种判断本身就带有人为失误的可能性。一篇发表于 2013 年的论文分析了 79 项针对同蚁群同伴攻击行为展开的研究，分析目的在于探究实验者在观察时是否存在偏见，换句话说，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所观察的蚂蚁到底是同一巢穴的伙伴还是来自不同蚁群。这篇论文的作者发现，如果研究人员能分得清这些蚂蚁的身份，那么他们记录攻击行为的可能性比不知道蚂蚁身份时要大得多。

在医学上，双盲测试是标准的操作规程。双盲测试的意思是，实验人员和被试者都不知道哪些药物是真的，哪些又是完全无效的安慰剂。这样一来，医生和病人都无法影响结果。这应当是科学的绝对标准，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其实并不是盲测。事实证明，在所有针对蚂蚁攻击行为展开的研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实验对科学家隐瞒了蚂蚁的身份。

诚然，评估蚂蚁的攻击性看起来并不像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实验之一，但是事实上，在所有学科分支中都存在着完全相同的现象，如果不承认我们在这些案例中存在偏见，并建立相应的平衡机制来纠偏的话，那么实验结果将极不可信。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科学是有偏见的。它倾向于发表引人注目的结果、新颖的结果，以及能够证实或支持类似发现的结果。它偏向积极的、引人注目的表达。

在下一次做出引人注目的表达时，不妨试着做出这样的动作：站起来，挺直腰杆，双脚分开，下巴抬起，像神奇女侠那样把双手放在臀部。你现在感受到强大的自信心了吗？

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有些傻里傻气？你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你是否看过史上第三热门的TED 演讲。2012 年，心理学家艾米·卡迪（Amy Cuddy）根据她和同事达娜·卡尼（Dana Carney）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科学论文，在TED 发表了一个有关“强力姿势”的演讲。在这段颇受欢迎的演讲（其播放量已经达到了6100万次）中，卡迪描述了神奇女侠的姿势对你的压力水平和自信心的影响。这是一个说服力强且扣人心弦的故事，但存在一个小问题：它是错的。

尽管很多人尝试复现卡迪和卡尼得出的结论，但没有一个人成功。2015 年，卡尼发布了一份声明，称该工作存在缺陷，效果并不真实。然而，卡迪依然在学术圈之外推广这样的观点。这个观点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很受欢迎。政客们会摆出所谓的强力姿势，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加自信（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看起来倒更像是穿着不合身的裤子或是稍微有些驼背）。

有大约数百个高调的科学发现已被证伪，它们都曾令人为之欢欣鼓舞，且都在热搜榜上占据过一席之地，上述案例只是其中之一。这种现象现在被称为“可重复危机”。它对心理学的影响尤为显著，但所有学科分支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影响。那些发表在重大期刊上的、有知名作者署名的、经过了大量宣传的重大发现有可能实际上并不可靠，在统计学意义上站不住脚，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科学是由人所设计、实施、讨论和宣传的。与大胆创新相比，重复别人的实验没有那么有趣，因为这既费时又昂贵，而且如果它们之前是正确的，那么你成功复现之后它们仍然是正确的，你所做的只是确认罢了；可一旦它们错了， 实验者原本极高的声誉和大规模的投资（情感上和经济上的都有）就都会受到威胁。

但是结果可重复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石，你得出的结果必须要由他人独立验证。早在 17 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就深知这一点，他们在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科学组织（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科学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时，选取了这么一句话作为他们的拉丁文会训：“不随他人之言。”我们认为，这意味着真正的科学方法依赖于数据和结果的共享，这样它们才能够得到反复的检验，同时避免仅仅因为某位重要人物认为某件事情正确就妄加断言。当然，在实践当中，我们不可能亲自从头开始进行每一项实验，因此我们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我们脚下的巨人们诚恳而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们的工作完全合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代科学方法高度依赖于检验和修正。

但检验和修正并不是总能奏效。可重复危机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证真偏差会添柴加火。这意味着我们产出并向外传播的所谓科学真理中，有一些根本就不是真理。

我们有时会吹嘘，科学的强大在于它能够自我纠偏。这是对的，但只有在“当我们纠正它时”才成立。这种纠正不会突然间如奇迹般出现，而且科学也不能幸免于人类的失败。这是因为它总要由人来执行，但人类的头脑受困于那些根本没想着寻求真相的默认设置。我们确实有能力发现这些偏见并修正它们——只要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所以，警惕试图欺骗你的人固然相当重要，不过同样需要时刻警醒的是，你自己的大脑也已决心要欺骗你。

本文经授权摘选自《万物认知指南》（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标题为编辑所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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